此时，距他“升教授”已过去了四五年。由于教学与科研成果突出，王梓坤被选为天津市副市长的考虑人选之一。
从一介教师进入市一级领导层，这本身就是“科教兴国”、“尊师重教”的一种体现。虽然为这种重大进步而激动，但王梓坤思考再三，仍希望继续做他的南开大学数学系副主任。“就个人兴趣和能力来说，我热爱教师这一职业。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让教育界焕发了蓬勃生机。我相信在这片领域里能发挥得更好。”
发生在王梓坤身上的第三次“传奇”，却在当年引起不小争议。那是1993年，正是市场经济蓬勃兴起的时候。南方一所民办大学登门求贤，诚聘已经卸任北师大校长的王梓坤院士，开出的月薪超过万元。有人大声喝彩：知识终于有“价”了；有人直摇头：当年放着那么大的官不做，为什么现在还要奔高薪而去？
再忆此事，王梓坤笑着揭开谜底：“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脑体倒挂现象，许多人说‘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我就是想让更多人看一看：知识，是可以理直气壮地得到高待遇。”
【其事】
师恩，成就了他的一生，也让他懂得尊师重教对一个民族的意义
不过，一心只想专注于教书科研的王梓坤，却主动干了一件大事。这就是现在人们常常提到的那份“教师节”倡议。
那时，王梓坤告别了执教32年的南开大学，调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其时，他一直在想，为什么教师没有自己的节日呢？按捺不住，他向《北京晚报》一位熟悉的记者透露了这种想法，在报上登了出来；几天后，又和陶大镛、钟敬文、启功、黄济、朱贤智、赵擎寰等北师大的著名学者开会讨论，联名向社会倡议设立教师节。
这也缘于他的另一个情结。出身贫寒的他，在家庭无法圆起他的“求学梦”的情况下，能够走出江西吉安的偏僻小村，进入武汉大学，就职南开大学，送到莫斯科大学深造，几乎每一次转折，都有老师的启蒙、支持。他至今还记得，当年交不出学费，每月为餐费发愁，正是班主任老师免去了他的费用。也正因此，成为名教授、当上了著名大学的校长、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后，王梓坤始终铭记师恩。每次回家乡，都要看望自己不同时期的老师。每一个教师节前夕，都必给当年的中学老师写信，一直坚持到他们离世。“老师是我们每个人的指路人，很希望全社会都来尊重这个职业。”
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决议，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
王梓坤说，教师节的设立，绝对是一种时代产物，而非某几个人、某所学校就能“一呼百应”的。他说，当时，从中央领导层对教育的重视，到整个社会的呼声，使人们认识到：重视教师就是重视教育，重视教育才是祖国未来所在。
他永远难忘第一个教师节的场景。那是1985年9月10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到会祝贺。集会上，有4位学生每人举起一个字，组成“教师万岁”，那场景，让王梓坤一生难忘。
王梓坤更欣慰的是：从第二个教师节开始，全国各个省份的大城市，都开始隆重庆祝教师节，教师节逐渐成为国家各级各类部门为教育、教师办实事的重要载体。“当年的教师节并没有什么物质上的奖励，但精神层面的满足，已经让教师非常欣慰。” 现在，并不是只有教师节才会引起关注，对教师、教育的重视，开始常态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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