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是1984年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黄埔一期'。那次考试地位相当于1977年的高考，但是形式更严格，像最初科跟举的结合，考的这部分是'科'，'举'的部分就要看你的作品。全国就招35个人，吸纳的是各军团积压了十几年的人才，学生年龄相差也很大。钱刚、莫言都是那一期的。”若干年后，雷铎的子女参加高考，作为“考生家长”的他对现代高考制度有了新的体悟。
　　
　　从科举的意义来讲，中国是最早提倡人权平等的
　　
　　记者(以下简称“记”)：很多人拿今天的高考和过去的科举制相比，很多批评高考的人称它为“现代科举”，甚至认为科举文化的“遗毒”为今天高考的诸多弊病埋下了伏笔，您认为呢？

　　雷铎(以下简称“雷”)：从文明史来说，科举的出现绝对是一个历史进步，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为世界文明奉献的一大成果。它和今天的高考一样都是国家制定出来的一把尺子，为了在选拔人才时有一个方便衡量的标准。

　　在隋代之前是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科考制度的。经历了隋的铺垫以后，唐代开始有了全国性的高考，最高规格的是武则天的殿试，高考就变成了关系到国家社稷、录用人才最高的标准。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种全国统一的科考，在这么大一个国家里选拔人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以前靠“举”为主，也就是举荐，这种人为参与的方式绝对没有科举的机制合理，里面有很大的腐败和操作空间，也不能全面考察人才素质。

　　记：也就是说，科举制在最初设计时是一种在当时最先进的选拔考核机制。

　　雷：对。研究中国历史，有个非常重要的面，就是中国的封建体制是维系它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唯一几千年不衰落的最重要的原因，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科举制度。

　　科举出现以前的封建制是封侯建国，父辈有功就封你做官，皇帝的亲戚也可以做官，其实是种血脉承袭的关系，民间的人才是不能进入到“公务员”系列的。有了科举以后，不论你出身如何，哪怕你是个要饭的，只要达到了国家规定，是通过国家三次考试跨栏的“刘翔”，就可以晋升为“国家公务员”，甚至做到宰相。除了皇帝和少数重臣世袭之外，当时大量的各级领导人基本上是从平民中产生的。所以说“十年寒窗无人识，一朝成名天下知”。其实从科举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是全世界最早提倡人权平等的国家。
　　
　　晚一年恢复高考，文化传承的断裂可能会呈几何级数放大
　　
　　记：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年，围绕高考的是是非非一直都很多。您能不能帮我们还原一下，您觉得高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

　　雷：我打个比方，一个和尚庙建成，有了寺庙，有了住持，有了方丈，那总该有一些和尚啊，那和尚从哪里来呢？这就需要考试，于是就有了现在这种高考制度，高等教育考试。这也就是有一个门槛，你符合这个条件才能进来，这就是对高考的一个简要解释。我认为高考是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所必须配备的第一道程序。

　　记：您的子女现在都是挤过高考的独木桥就学就业，而您当初则是凭借自己的作品，绕过高考而成才的。在您看来，当初决定恢复高考的举措意义到底有多大？

　　雷：1973年春天邓小平复出，他用了四年时间来厘清大的理论是非，然后开始亲自推动科技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他当时的思路，照我看来，就是在一个重病缠身、百废待兴的国家，做完解决国民生计跟解决社会混乱等这些更急的事情后，紧接着就抓住了教育和科学。这就是关于恢复高考的一个前提。

　　恢复高考的意义很多，如果非常扼要地说，最低层次的意义，首先是让一批具备条件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实现他们渴求知识的愿望，通过高考把人才这种矿石“点石成金”。如果不恢复高考、让大学恢复秩序、进行正常的高等教育，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传承就会产生断裂。晚一年，断裂的程度会严重很多，这种断裂和耽误有可能呈几何级数地放大。用今天的眼光反思恢复高考，它是改变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步骤。
　　
　　在一个很大的国度采用统一标准考试本身就很困难
　　
　　记：但是后来科举制衰落，演化成了僵化的八股文考试，深受诟病。而今天的高考也被人们批评欠缺灵活性，为什么设计之初似乎很科学的选拔机制都走向了这样一条轨迹呢？

　　雷：科考的僵化跟没落，是在明中叶迁都北京后。那时考试变得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全国统考，用的是八股文，会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试卷。为什么要定出八股文这种形式呢？如果大家都天马行空，考官就不好评判文章的高低，所以形式上会有一个规定。这样八股文就像所有的女孩都要统一穿旗袍、或者统一穿三点式参加选美比赛，这样评委比较容易看出选手的身段，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很多人并不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的才华，最终它就让很多人为考试而读书，而不是为了学问来读书。为了通过考试，要适应设计的模子，整天在模式里面转。

　　记：这个状况跟现在的高考有些相像。

　　雷：对，现在的高考也有点变成这样。我们不是为了学问而考试，而是为了被录取而考试。到了清后半叶的时候，伴随着西学东渐等浪潮，科考慢慢衰落了，慢慢从形式上不正常到最后销声匿迹。

　　从这样的脉络里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要在一个很大的国度里头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考试，本身就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一旦太模式化，势必会造成教育的僵化，也就会造成“舍本逐末”－－只要能通过考试就行，至于是否受到良好的教育倒是其次，舍知识之本而逐能否被录取之末。现在的高考催生出应试教育也是这个道理。

　　本报记者　孙晓素　实习生　林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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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铎，广东潮安人，现年57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一级作家。1968年参军，军衔至大校而执意转业从事哲学文化研究。其治学主要为文学、国学和书画三大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