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我们首先要培养一个全面的人，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具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未来的专门家”；

　　■“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所学的课程也好、专业也好，无非是一种载体，通过这个载体来促使大家掌握这种方法”……

——钱伟长的教育思想和壮美人生

　　■本期人物：钱伟长

　　■人物心声：愿以自己的点滴汗水，汇入祖国建设社会主义波澜壮阔的奔腾洪流中去！

　　钱伟长：1912年10月生，江苏无锡人。1931年至1937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院学习。194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应用数学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副校长。1954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为院士），是中科院力学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的创始人，并被授予波兰科学院院士。

　　钱伟长是我国近代应用数学与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科学理论和工程力学领域有许多开创性的成就，一些学术理论分别被国际学术界誉为“钱伟长方程”和“钱伟长法”，迄今已出版学术专著20余部，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20世纪50年代，他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我国科学家中成就卓越的“三钱”（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之一。

　　钱伟长还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他历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1983年起，他以七旬高龄出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上海大学校长，是我国目前在位的最年长的大学校长。

钱伟长

　　为上海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博士生上课。

　　钱伟长的名字，早就遐迩皆闻。

　　1955年前后，中央组织400多位专家教授，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就在这次史无前例的大会战中，钱伟长和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总理赞誉为：我国科学界的“三钱”。

　　钱伟长是我国近代应用数学与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在科学理论和工程技术上成就卓著。然而，也许很多人还不知道，他也是个教育家，一个很独特的教育家。

　　翻开他那本近50万字的专著《论教育》，收录的90篇文章，集纳了他半个多世纪殚精竭虑的思考、实践、探索、体会和认识；他的教育思想求真而务实，就像他治学的一贯风格。

　　“我做工作一切从实际出发；有需要，我就干；有不懂的，我就学；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只要对岸有果子要摘，再宽的河也要过。”

　　查检他将近一个世纪坎坷而精彩的人生，特别是从1946年毅然离开美国回归，走上母校清华大学的讲台起，整整61年，他始终心系校园，不忘教育；年届古稀之际，他又决然奉命，先后出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上海大学校长，目前仍是我国在位的最年长的大学校长。

　　这丰富的经历和感悟，本身就是一部活的教育学，一个现代教育的独特凡例。

　　国家需要我干，我就学

　　钱伟长说：“回顾我这一辈子，归根到底，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这是他对自我的概括，也是他对教育钟情的根源。

　　据钱老回忆，他这一生学过十几个专业，科研生涯涉足几十个行业。每一次重大的改变和选择，都是因为国家的需要。

　　1931年，当他以中文、历史两个满分的成绩考上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时候，日军侵占东三省的炮声，让他作出弃文从理的抉择，改学了物理，并用常人难以想象的刻苦，在试读一年的时间里，克服了用英语听课和阅读的困难，补上了原先总共只考了25分的数理化课程，因为他要学造飞机大炮，抗日救国。

　　1946年，他在美国和导师---“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合作发表论文《变扭率的扭转》后，以探亲的名义悄然回国，并出现在清华大学的讲台上，承担了工学院全部班级的力学课，因为祖国需要他回来建设新中国，因为学校当时缺少力学教师。而此前在国外，他搞过雷达、火箭、航空工程，并非专搞“力学”。

　　1955年前后，他参加制定新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在激烈的争论中，他和钱学森、钱三强一起，顶着压力，极力主张列入原子弹、宇航、计算机和自动化等4个项目，而没有提自己的专业，因为诞生不久的新中国需要它们来扬眉吐气。

　　浩劫当年，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事件，由于没有高能电池，我国的坦克只能走走停停。“靠边站”的他就研究起了电池，一搞就是6年，做出的电池不仅体积小，而且能量高出8倍多，大受工厂、部队和地质勘测部门的欢迎。

　　拨乱反正以后，年已60岁的他，又迷上了计算机，可不是赶时髦，只因为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国家需要我干，我就学”。

　　多舛的命运，磨炼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再坎坷的磨难，也消蚀不了他的那颗赤子之心。

　　所以，他在许多场合，反复告诫师生：“我们中国青年应当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应当用高尚的思想去指导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承认现在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公平的事情，对此，我们不能光抱怨这个社会有问题，我们自己同样有责任。我们的民族若没有那么一批人敢把国家的责任挑起来，用全部精力为国家和民族工作，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永远被人欺压。”

　　所以，他给上海大学定下的办学宗旨是：“我们首先要培养一个全面的人，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具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未来的专门家。”

　　办能兴国的教育

　　那一年，在上海工业大学研究生奖学金授奖大会上，钱伟长校长说：“我们不能糊涂，必须认识到没有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强大的国家，就没有一个民族真正的生存条件。若一个民族连独立生存的条件都没有，整个民族是一个无国籍、没归宿的群体，你个人又能逃到何方？”

　　对此，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所以，他会在1935年，走进“一二·九”抗日救亡大游行的示威行列；他会在1939年，第一次考取中英庚款基金会公费留英，从上海出发时，因为必须途经日本需要日本签证，而毅然把护照扔进了黄浦江；他会在1948年，有机会重返美国加州喷射推进研究所接触最新课题时，因为签证申请表上填写“若中美交战，你是否忠于美国”一栏中，决然填上“No”，拒绝赴美。

　　因此，他在上海大学宣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喊出了藏在心中多年的心声：要办出能兴国的教育！他说：“新上大的建设要着眼于改革。眼前以教学改革为主，各个环节都要仔细研究怎样更符合新的形势，为建设新上海服务。上海的建设以经济、金融、贸易为中心，是个口岸城市，产业亦将向知识密集化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应有各种人才，每一个人才都需要广泛的知识面，因此教学要进行相当深的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新合并的上大的总体指导思想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进行改革，改革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有段时间，舆论不断呼吁要加大教育投入，而他却大声疾呼：“教育质量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投入。没有质量的教育，怎么谈得上兴国！”

　　刚进清华的时候，他用学语文的办法去硬补数理化，什么元素周期表、数学公式、物理定律，全倒过来翻过去地背，结果背到最后神经衰弱，越考越糟。幸亏遇到了叶企荪、吴有训等一批优秀的学者和老师，加上清华注重实验、注重能力培养的氛围，才彻底改变了他的学法，后来又多年接受西方哥丁根学派传人冯·卡门教授等人的熏陶，形成了“我们应该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屠夫’，而不是制刀的‘刀匠’，更不是一辈子欣赏自己制造的刀多么锋利而不去解决实际问题的刀匠”的理念。

　　因而，他深恶痛绝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社会的教育体制，以及死记硬背、一成不变的教学方法。他不止一次地在有关会议上强调：“21世纪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世纪。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容置疑，最大的竞争是科技的垄断与反垄断。所以我们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主要给学生许多原则的培养，教会原理，教会逻辑推理，重视实践，不但要让学生掌握科学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创新的能力，这样才能符合新世纪的要求。”

　　他告诫教师：“作为高校的授课教师，应该对所教的学科领域中当前存在什么问题，世界上哪些地方、哪些机构、哪些学校、哪些人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哪些是研究得比较好的，都应知道得很清楚。然后通过授课，使学生清楚地了解这些情况，并且有强烈的欲望和责任去解决问题。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一旦走上社会，就会懂得每一门学科都没有‘关门’，都有千千万万个问题等着人们去解决。所谓‘科教兴国’，只有这样的‘科教’才能‘兴国’。”

　　四校合并，集理、工、文、法、商、美等多学科于一体的，以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命名的上海大学，就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开始了他们的“长征”。

　　坚决拆除四堵“墙”

　　在高等教育方面，钱伟长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就是“拆墙办学”。纵观上海大学这13年的改革历程，始终坚定不移地围绕着钱校长“拆墙办学”的核心思路推进。

　　一要拆除学校与社会间的“墙”

　　“当今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正在发生着极大的变化，我们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密切与社会的联系，为社会服务，不然办不好学校。”

　　这是钱老几十年科研、教育生涯的真切体会。他一生许多重大的科学创建和研究成果，无一不是和社会的变化、国家的需要密切相关。所以，当他出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后，首先考虑的就是怎样拓展办学思路，怎样消除学校和社会的隔阂，怎样进一步加强和生产的联系，直接为改革开放中的上海经济建设服务。

　　新的上海大学成立后，他不厌其烦地在干部会议、教师会议、学生工作会议上讲：上海大学是一个以上海城市命名的大学，必须要为上海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学校成立才半年，他就促成了与中科院3个所共建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工作，并与上海市社科院签订了合作培养研究生的协议。有人问他为何这样大刀阔斧，他说：因为国家需要，上海需要。

　　上海大学现任常务副校长周哲玮是钱伟长的学生。他当年在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问老师：自己今后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不料挨了钱老一顿批评：“你怎么还是那套做学问的想法，什么叫往哪个方向发展？国家将来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这辈子就是这样的。”

　　为国家工作，为国家搞教育，为社会培养合格、急需人才，这就是钱伟长贯穿一生的思想。

　　二要拆除学校各部门各学科各专业间的“墙”

　　“条块分割的部门所有制已经明显影响了当代学科技术综合化发展的趋势；现代科学技术交叉复合的跨学科特点，决定了必须努力打通学科之间的人为界限，拓宽专业，以适应现代教学技术综合发展的趋势。”钱伟长对此早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1957年1月31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文章对当时苏联的高等工业学校把培养目标具体地规定为“某某工程师”的模式，提出了质疑：“我们姑且不谈为了追求过细过专的训练而忽视了必需的基础训练的恶劣后果，就算勉强保证了起码的基础训练，过细过专的训练是不是能够和国家的需要对上口径呢？”“我们并不是说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分得较细，按计划来培养的，但是，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处于一个技术迅速发展变化的时代，不仅每月都有新的技术部门在形成，就是一些技术比较成熟的部门，也不断受到新技术的撞击而起着根本性的变革，工程技术的发展愈来愈取得科学基础的支持。分工过细，对学生进行过分刻板的培养，就很难适应这样的要求。”就是这样一篇在今天看来仍然不失求真锐意的学术探讨文章，当年却成了让他蒙冤23年的政治罪证。

　　半个世纪过去，如今在上海大学的改革讲台上，他依然初衷不改：“现在大学里有两大缺点，一是太死，二是太专。你们的基础应该宽，基础宽才能爬得高，这如同盖房子一样，基础是很重要的。从科学工作来说尤其是如此，如果你的知识不全面，要理解科学发展就很困难。所以我不主张太专，主张基本的东西要宽而不要太窄。现在上海大学就尽量去掉专业，而改用选修课的方式，即不是所有课程都是必修，可以选修，着眼面要宽。”

　　钱伟长多次讲到：“我最好的学生，就是那些毕业时脑子里充满了问题的学生。”他在论及创新时曾说：“创新首先要有科学性。创新精神不是拍脑袋，科学创新要搞清楚有什么局限性。科学实践告诉我们，真理有普遍性，也有局限性，超过这个局限，真理就成了谬误。

　　自然科学中的定理就有很多限定，所以实验必须在符合必要的条件时才能重复。什么叫科学发展进步了呢？就是某些条件变了，把从前的科学真理加以改造，突破原有的局限，这就叫进步，叫创新。”

　　钱伟长要求设立这样的实验课：实验的范围要超过教科书讲述的范围，要让学生在实验室里看到，超出了规定条件，实验结果就不一样了。现在上海大学2500项教学实验中，有近300项达到了创新性实验的要求，即满足了非验证性、超出教学大纲这两条要求，也符合教育部开展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和开放实验室的要求。

　　三要拆除教学与科研间的“墙”

　　钱伟长认为：“高等学校必须是两个中心、一支队伍，教学必须与科研结合。作为一个教师，搞好教书育人工作，这是必要条件，也要从事科学研究，这才是充分条件。”

　　为此，上海大学提倡：教师要能够讲授一门以上的主干课程，承担一个研究方向的课题，到一个工厂（企业）兼职，经常深入到生产实际中去。

　　现在大家都已认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句话，但钱伟长认为，这句话是不完全的，因为它没强调首先要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而这正是科研创新的最重要的起点。

　　由此，他给教师们出了一个思考题：讲课，重点是讲结论，还是讲条件？结果引发了一次全校教学思想大讨论。因为搞科研的与搞教学的两者的答案恰恰相反。

　　钱伟长曾经讲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科研反映你对本学科清楚不清楚。教学没有科研作为底子，就是一种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

　　所以，他提议：经过研究生培养的年轻老师，应该首先开讲与他的研究领域相关的专题课，因为他掌握这个方向最新的知识，开这样的课，他们比老教师更有优势，逐渐积累经验以后，再开专业课；而资深的老教授，应该去开基础课，因为这个时候，你的知识面更宽、工作能力更强、讲课经验更丰富。这样做，学生一进校就可以接触到水平最高的教授。对于他们来说，重点不是教授现有的知识和结论，而是展现科学的思想和魅力。

　　越到晚年，钱伟长越发怀念他当年的恩师和同学。他这一辈子有幸遇上许多使其受益终身的名师挚友，他们都很有名，如叶企孙、吴有训、钱学森、郭永怀等，正是他们的言传身教，使钱伟长坚信：教学与科研绝对不能分离！

　　四要拆除教与学之间的“墙”

　　“教与学本来是一对矛盾，教虽然有指导作用，但毕竟是外来因素，学才是内在因素，学生只有通过主动学习，才能把老师教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高等学校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有自学能力的人。”这是他几十年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最深切感悟。

　　他在许多场合现身说法，告诉学生：培养自学能力，就是学会战胜自己，战胜“拦路虎”。

　　因为小时候光背四书五经，到中学又没系统学过数理化，他在考进清华大学之后，才发现学问浩瀚如海，光死记硬背根本就学不了。

　　那就必须学会自学，有了自学能力，就可以不断获取新的知识，无须再让老师讲，这就是无师自通。

　　“当然，自学得找窍门。就好比认路，从火车站到某个地方，你要走过几条街，拐几个弯，你一定得记很多路标，拐弯的地方是个电影院，或者路口有个小摊，等等；但你不用把一路上的每一个铺面都记住，只要挑重要的关键的地方记几个，那么你再走时就自然不会错。假如路上有坑、有石头，你都要填平了、搬走了再走，那走得也就太慢了。有坑、有水塘先跳过去、绕过去就完了，回头看，往往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要记住，学习要抓大节、抓大局、不要被细枝末节挡住路。”

　　钱老特别推崇当年的同学林家翘的“记笔记”：他的课堂笔记要整理两三次。除每晚整理写一个摘要外，每个月后，还要整理一次，把其中的废话全删掉，把所有内容综合起来，重新理出一个阶段的学习成果。每学期结束，一门课的笔记经过精简只有薄薄的一本，这就完全成了他自己的东西。这种记笔记的方法，就是把教师和别人的东西，经过自己的思考、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钱老还特别强调自学要会找资料、读论文：“第一是会找资料，你需要的资料。第二是自己要会读这些资料，能很快从这些资料中提炼出最核心最有用的东西，能整理得有条有理，跟原先所学挂上钩。第三是要有眼光，能够从中发现、提出问题，看到进一步发展的景象。有了这个能力，你就永远不会落伍。”

　　这些年，他在上大坚持推行“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就是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大的学习自由度、更大的学习自主权，为培养无师自通的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

　　钱伟长说：“教会学生自学，也就是教会学生战胜自己”。现在上海大学已经明确提出，自学能力是对一个合格的本科生的要求，不管是什么学科，当你毕业的时候，已经成熟的经人总结的知识，不需要老师教应该自己能学会，达到这样的水平就是一个合格的本科生。

　　对于硕士研究生，应该要求培养调查研究能力。这个调查研究在不同的学科里有不同的内容，社会调查、文献调查、生产实践调查，这些都是对所研究的领域里正在发展的东西的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的。

　　对于博士研究生，应该具有提出问题的能力。一个真正的博士研究生不应该是老师给题目他去做的，而是应该老师向他介绍几个发展比较快的领域，由这个博士研究生本人，经过调查研究提出问题，由导师来帮他把把关，看是不是有条件在这段时间里完成。这样培养出来的博士生就能成为我们师资队伍建设所需要的年轻教师。当他毕业的时候，他有一系列的问题没有解决，但他已经知道如何进行调查研究，如何提出问题，如何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决定怎么往下做。这样的博士，才真正具有独立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

　　80岁那年，钱老在回顾往事后坦露心言：“虽然岁月催人老，但欣逢盛世，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愿夜以继日地奋发工作，以补偿20年来失去的珍贵年华；愿以自己的点滴汗水，汇入祖国建设社会主义波澜壮阔的奔腾洪流中去！”

　　桑榆未晚，奔驰不息。又是15年过去了。他依然在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孜孜不倦地努力着。

　　钱伟长的人生是独特的：文理相济、中西融会的学习经历；顺逆交替、宠辱数变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对教育的那份特别感悟和深刻思考。正所谓，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这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决定了钱伟长的教育思想依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钱伟长教育思想与上海大学

　　“教学大楼之间要有相连的通道”，“女厕所安排的面积要比男厕所大一些”……这些细节的地方都被钱老标在合并后的上海大学新址规划图上。

　　■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 周哲玮

　　钱伟长校长把对党的教育方针的深刻理解和对社会、科技、教育发展趋势及其规律的把握，与古今中外优秀教育思想的理论成果相结合，经过上海大学全体师生员工的长期实践，逐渐形成了钱伟长教育思想。

　　钱伟长教育思想是上海大学全体师生员工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将继续研究和总结、实践和发展钱伟长教育思想，使之成为学校鲜明的特色和文化传统，成为凝聚一代又一代上大人的精神。

　　2005年，钱校长提出，上海大学的校训光“自强不息”四个字还不够，还要加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在毕业典礼上向大家发问：“天下就是老百姓，百姓之忧、国家之忧、民族之忧，你们是否放在心上？”

　　钱校长反复向教师和学生提出，要关心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

　　这不仅仅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不思考大事的人，不可能进行最有价值的创新，不可能进入学科的主流，更不可能占据学科主流的主导地位，培养出来的学生，也不可能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为此，树立远大的志向是青年学子的首要任务。

　　钱校长多年坚持要求把教学与科研结为一体。他认为，只有具有创新能力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生，因此，教师必须人人搞科研。从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的要求来看，教师不亲身参与创造性的工作，自己对最新的在前沿领域工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没有体会，也不足以引导学生掌握这种方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近年来，上大提出探索本科生参与教师的科研活动，从研究工作中取得不超过总学分三分之一的研究性学分的教学模式。

　　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祖国的前途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的栋梁之材，这是钱校长一生为之奋斗的办学目标，将引领上大人继续前行。（本报记者　陈亦冰　沈祖芸 ）